译文
朝廷徒有好士之名，受到朝廷恩宠的(de)败军将领反而先行返回了(liao)长安。将领不要争抢部署的功劳，部署不应凭借将军的威势。
辛亥年冬天，我冒雪去拜访石湖居士。居士要求我创作新曲，于是我创作了这两首词曲。石湖居士吟赏不已，教乐工歌妓练习演唱，音调节律悦耳婉转。于是将其命名为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。苔梅的枝梢缀着梅花，如玉晶莹，两只小小的翠鸟儿，栖宿在梅花丛。在客旅他乡时见到她的倩影，像佳人在夕阳斜映篱笆的黄昏中，默默孤独，倚着修长的翠竹。就像王昭君远嫁匈奴，不习惯北方的荒漠，史是暗暗地怀念着江南江北的故土。我想她戴着叮咚环佩，趁着月夜归来，化作了梅花的一缕幽魂，缥缈、孤独。
大禹从鲧腹中生出，治水方法怎样变化？
北行来到回水之地，一起饿死何乐可为？
修长的眉毛宛如柳叶，艳丽的面容好似盛开的桃花。
天上的月亮绕生光晕，船工知道即将要起风。
播撒百谷的种子，
孤山独自(zi)耸立，有谁肯在这里结庐？只有僧人，道行深厚，与山相傍护。
对着客人清唱小垂手，罗衣飘摇舞春风。
半夜沿着河堤冒着飞雪夹雨，受到府吏的驱使奔来又走去。
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，陷入父皇陷阱，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。
为《太史公》做牛做马的司马迁再拜致意。 少卿足下：从前承蒙您给我写信，教导我用谨慎的态度在待人接物上，以推举贤能、引荐人才为己任，情意十分恳切诚挚，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，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。我是不敢这样做的。我虽然平庸无能，但也(ye)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。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，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，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，想对事情有所增益，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，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。俗话说："为谁去做，教谁来听？"钟子期死了，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，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身躯已经亏残，即使才能像随侯珠、和氏璧那样稀有，品行像许由、伯夷那样高尚，终究不能把这些当做光荣，只不过足以被人耻笑而自取污辱。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，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，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，能见面的日子很少，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片刻的闲工夫来详尽地表达心意。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，再过一月，临近十二月，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，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，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，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憾。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。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，希望您不要责怪。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：一个人如何修身，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；能够自修其身，这是有智慧的凭证。能够怜爱别人，乐于施舍，这是行仁德的开始。取和予是否得当，这是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志。看一个人对耻辱采取什么态度，就可以决断他是否勇敢。建立好的名声，这是德行的最高准则。志士有这五种品德，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，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。所以，没有什么灾祸比贪(tan)图私利更惨的了。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了。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这件事更丑恶了，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了。受过宫刑后获得余生的人，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，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，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久了。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，孔子感到这对他是一种侮辱，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，商鞅通过姓景的太监而得以谒见秦孝公，贤士赵良为此担忧；太监赵谈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，袁丝为之脸色大变。自古以来，人们把与刑余之人相并列当做一种耻辱。就一般才智的人来说，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，没有不感到伤心丧气的，更何况气节高尚的人呢？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，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，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？我凭着先父遗留下来的事业，才能够在京城任职，到已二十多年了。我常常这样想：上不能对君王进纳忠言，献出诚实的心意，而有出谋划策的称誉，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；其次，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，补正阙失，招纳贤才，推举能人，使隐居在岩(yan)穴中的贤士不至被埋没；对外，又不能备数(shu)于军队之中，参加攻城野战，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；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，又不能积累老资格，在言论方面立功，谋得尊贵的官职，优厚的俸禄，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。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，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，以保全自己的地位。我没有些微的建树，从这四方面就可以看出来了。以前，我也曾夹杂在下大夫的行列，跟在外朝官员的后面发表一些微不足道的议论。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国家的法度，竭尽自己的思虑，到现在已经身体残废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，处在地位卑贱的人的行列当中，还想昂首扬眉，评论是非，不也是轻视朝廷、使当世的君子们感到羞耻吗？唉！唉！像我这样的人，尚且说什么呢？尚且说什么呢？ 而且，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。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，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，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，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，出入宫禁之中。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，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，忘掉了家室的事务，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，专心供职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。但是，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，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。我和李(li)陵都在朝中为官，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，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，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。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，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：奉事父母讲孝道，同朋友交往守信用，遇到钱财很廉洁，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，能分别长幼尊卑，谦让有礼，恭敬谦卑自甘人下，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。他历来积铸的品德，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。做人臣的，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，奔赴国家的危难，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。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，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，便跟着挑拨是非，夸大过错，陷人于祸，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。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，深入敌人军事要地，到达单于的王庭，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，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，面对着亿万敌兵，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，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，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。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，于是就征调左、右贤王，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，举国上下，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。李陵转战千里，箭都射完了，进退之路已经断绝，救兵不来，士兵死伤成堆。但是，当李陵振臂一呼，鼓舞士气的时候，兵士没有不奋起的，他们流着眼泪，一个个满脸是血，强忍悲泣，拉开空的弓弦，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，向北拼死杀敌。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，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，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。几天以后，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，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，处理朝政也不高兴。大臣们都很忧虑，害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，见皇上悲伤痛心，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。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，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，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。他虽然身陷重围，兵败投降，但看他的意思，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。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，但他摧垮、打败敌军的功劳，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。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，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，恰逢皇上召见，询问我的看法，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，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，堵塞那些攻击、诬陷的言论。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，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，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，而为李陵辩解，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。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，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，被判了诬上的罪名，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。我家境贫寒，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，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，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。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，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，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，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？这些，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，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？李陵投降以后，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，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，更被天下人所耻笑，可悲啊！可悲！ 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。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，职掌文献史料、天文历法工作的官员，地位接近于算卦、赞礼的人，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，是世俗所轻视的。假如我伏法被杀，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，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？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，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、罪大恶极，不能免于死刑，而终于走向死路罢了！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，使人们会这样地看待自己。人本来就有一死，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，有的人死的却比鸿毛还轻，这是因为他们用死追求的目的不同啊！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，其次是不能使身体受辱，其次是不能因自己的脸色不合礼仪而受辱，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语不当而受辱，其次是使肢体受扭曲（长跪、被可捆绑）而受辱，其次是穿上囚服受辱，其次是带上木枷，遭受杖刑而受辱，其次是被剃光头发、颈戴枷锁而受辱，其次是毁坏肌肤、断肢截体而受辱，最下等的是宫刑了，侮辱到了极点。古书说"刑不上大夫"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对于士大夫的气节，不可不劝勉鼓励啊（鼓励士大夫在犯罪以后勇于自杀，自杀就坚守了士大夫的气节）。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，百兽就都震恐，等到它落入陷阱和栅栏之中时，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，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。所以，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，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能接受他的审讯，把思虑计谋定在自我了断上面。现在我的手脚捆在一起，被木枷锁住、绳索捆绑，皮肉暴露在外，受着棍打和鞭笞，关在牢狱之中。在这种时候，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，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威逼约束所造成的形势。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再谈什么不受污辱，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，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？况且，像西伯姬昌，是诸侯的领袖，曾被拘禁在羑里；李斯，是丞相，也受尽了五刑；淮阴侯韩信，被封为王，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；彭越、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，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；绛侯周勃，曾诛杀诸吕，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，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；魏其侯窦婴，是一员大将，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，手、脚、颈项都套上了刑具；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给朱家当了奴隶；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。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，声名传扬到邻国，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，不能够下决心自杀，处在污秽屈辱的地位。古今都是一样的，哪里能不受辱呢？照这样说来，勇敢或怯懦，乃是形势所造成；坚强或懦弱，也是形势所决定。这是很清楚明白的事了，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况且人不能早一点在被法律制裁之前就自杀，因此渐渐地衰败，到了挨打受刑的时候，才想到伸张士大夫的名节，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？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 人之常情，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，都挂念父母，顾虑妻室儿女。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，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。如今我很不幸，早早地失去双亲，又没有兄弟互相爱护，独身一人，孤立于世，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怎样呢？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，怯懦的人如果仰慕大义，什么地方不可以勉励自己去死节呢？我虽然怯懦软弱，想苟活在人世，但也稍微懂得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，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？再说奴隶婢妾尚且能够下决心自杀，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！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，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，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，如果平平庸庸地死了，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。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，多得数不清，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。（那就是：）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《周易》；孔子受困窘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被放逐，才写了《离骚》；左丘明失去视力，才有《国语》；孙膑被截去膝盖骨，《兵法》才撰写出来；吕不韦被贬谪蜀地，后世才流传着《吕氏春秋》；韩非被囚禁在秦国，写出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。这些人都是（因为）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，不能实现其理想，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，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。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，孙膑断了双脚，终生不能被人重用，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，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。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，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，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，粗略地考订其真实性，综述其事实的本末，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，上自黄帝，下至于当今，写成十篇表，十二篇本纪，八篇书，三十篇世家，七十篇列传，一共一百三十篇，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，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，成为一家的言论。刚开始草创还没有成书，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，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，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怨怒之色。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，把它（暂时）藏在名山之中，（以后）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，再让它广传于天下。那么，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，即使受再多的侮辱，难道会后悔吗？然而，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，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！ 再说，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，地位卑贱的人，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。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，更被乡里之人、朋友羞辱和嘲笑，污辱了祖宗，又有什么颜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？即使是到百代之后，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！因此在肺腑中肠子里每日多次回转，坐在家中，精神恍恍忽(hu)忽，好像丢失了什么；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。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，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。我已经成了宦官，怎么能够自己引退，深深地在山林岩穴隐居呢？所以只得随俗浮沉，跟着形势上下，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。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，这难道不是与我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吗？现在我虽然想自我雕饰一番，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，这也没有好处，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，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。简单地说，人要到死后的日子，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。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，因而只是略微陈述我愚执、浅陋的意见罢了。 恭敬的拜两次。
红颜尚未衰减，恩宠却已断绝；
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，都好像在空中游动，什么依靠都没有。阳光直照（到水底），(鱼的）影子映在石上，呆呆地（停在那里）一动不动，忽然间(又)向远处游去了，来来往往，轻快敏捷，好像和游玩的人互相取乐。
注释
(16)沉饮聊自遣：姑且痛饮，自我排遣。
241.臣：小臣。挚：伊尹。
82.琼毂（ɡǔ古)：以玉饰毂。错衡：以金错饰衡。衡，车上横木。
四面歌残终破楚：列强逼近，中国前途危殆。此处用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“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项王乃大惊”故事。
16. 筹：行酒令的筹码，用来记饮酒数。
以故：因此。 以，因为。 故，原因，缘故。
（2）齐宣王：战国时期齐国的国君。姓田，名辟疆。
(3)工：乐工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：《诗经》十五国风开头的两种。以下提到的都是国风中各国的诗歌。
②参寥子：即僧人道潜，字参寥，浙江于潜人。精通佛典，工诗，苏轼与之交厚。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，苏轼应召赴京后，寄赠他这首词。